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7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马来西亚人对于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依德利斯昨日在国会，有关《2021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355法令）修正法案和管控及限制非伊斯兰宗教扩展法案不会影响非穆斯林的保证，仍然不感信服。自从伊斯兰党决定脱离已故伊斯兰党领袖聂阿兹的温和、宽容和尊重非穆斯林的政治精神，伊斯兰党就对非穆斯林采取了敌对政策。
此外，伊斯兰党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支持，更是突显了该党的极端主义品牌。塔利班政府拒绝为妇女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依德利斯声称新法案只会针对穆斯林，例如限制非斯伊兰宗教传播法案，让我们想起了极端主义传教士沙基尔在散播针对非穆斯林的谎言后所进行的辩护，即其针对非穆斯林的侮辱性和贬低性言论，仅是说予穆斯林而已。
人们将继续质疑，伊斯兰党提出的法案建议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旺朱乃迪早前指政府无意提呈这项法案的保证，如今何在？旺朱乃迪应该要说明此事，特别是当沙巴和砂拉越州政府已公开表明他们反对伊斯兰党的建议。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6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交通部长魏家祥又做出另一项虚假指控，称我昨天在国会下议院会议期间叫嚣，询问为何魏家祥没有跟进他对我发起的辩论挑战。魏家祥在9月30日在国会挑战我辩论与之相关的沿岸海航政策课题，此课题导致马来西亚失去约150亿令吉的高科技投资。
而我也在同一天立即接受这项辩论挑战。昨天的国会议会记录可以证明魏家祥指我在议会内叫嚣的说法，并不属实。媒体并没有报道如魏家祥所说的情况，而我也没有被下议院议长阿兹哈斥责。相反的，阿兹哈确认了当魏家祥发起辩论挑战时，是由他主持会议，并指他愿意向魏家祥跟进此事。魏家祥对我发起的辩论挑战，是有关于我国失去了脸书和谷歌的Apricot外资项目，
以及大马数码经济机构主席莱益胡先预测我国失去约120亿令吉至150亿令吉的投资。这些失去是随着魏家祥决定取消之前由希盟政府给予高科技公司的沿岸海航豁免政策后发生的。如果魏家祥同意，我准备在2021年10月23日星期六晚上，就沿岸海航政策课题与魏家祥进行辩论，此课题对国家数字未来很是重要。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6日在槟城发表文告：针对发放给B40群体学生的15万台笔电当中，峇眼国会选区仅获分配277台，身为峇眼区国会议员，我感到十分遗憾。有关提供 15万台笔电的政策，早在2021年国家预算案中宣布，有关单位应根据需求做出分配，而不是被其他因素所左右。
如果将这 15万台笔电平均分配给马来西亚的 222 个国会选区，那么，每个选区将会收到 676 台笔电。根据教育部长拿督拉兹吉丁博士（附）在 9 月 30 日发给我的一封信，峇眼国会选区只有两所学校收到共 277 台笔电，而不是 676 台。事实上，政府应该要有一条政策准则，即每个国会选区应至少获得 500 台笔电，其余的则根据需要分发给其他选区。 拉兹吉丁应该解释捐赠笔电的标准，以便人们了解他们是如何根据特定国会选区来做分配基础的。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4日在槟城发表文告：民主行动党深切关注最近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贴文中，针对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的极端和种族主义攻击事件正不断升温的现象。行动党严厉谴责任何针对非穆斯林的宗教侮辱，其中一名宗教教师的演说视频已传播开来，而一名土团党政治人物则针对羽球国手吉苏娜发表含种族主义的诽谤言论。
前巫统国会议员陶菲克向警方报案，指控一名宗教教师在两个视频中侮辱和诽谤佛教徒、兴都教徒、达雅族群和其他非伊斯兰宗教。这两个视频相信是录自同一场传教会，并由不同的账户分享在Tik Tok和YouTube。这名宗教教师指责外国的佛教徒、兴都教徒和达雅族“杀害穆斯林”，同时警告马来西亚穆斯林，称这里的社群可能采取同样行动。
这是毫无根据和虚假的指控。当这些令人反感的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被不良政治人物用以攻击政治对手时，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当这番言论是针对我国无辜的非穆斯林或正努力为国赢得比赛的非马来人的羽球国手时，更是令人深恶痛绝。当局必须采取行动对付相关人士，以展示政府对大马一家精神的诚意，即愿意摒弃宗教、种族和政治差异，共同合作以发展国家。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3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在制定第十二大马计划时，反对党未获参与提供意见或取得简报。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声称，反对党第一次受邀由大马经济策划单位（UPU）就第十二大马计划（12MP）进行简报和讨论，并且取得卓越的成果。这一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民主行动党严正表明，大马经济策划单位并没有与反对党就第十二大马计划举行任何简报或讨论。依斯迈沙比里要么不在状况，要么就是把反对党与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进行的2022 年国家预算案之磋商，和第十二大马计划搞混了。如果依斯迈沙比里想为他的内阁成员树立一个好榜样，就应该在说话前好好把事实弄清楚。
他曾要求他的部长在100天后提交关键绩效指标(KPI)，事实上他也应该跟着这样做。除了要求部长提交100天关键绩效指标报告以评估他们的表现外，依斯迈沙比里亦曾表示，他的政府也将通过幸福成果关键指数(KHO) 进行控管，这是一个识别和控管公众舆论的系统。所谓成功的关键绩效指标和幸福成果关键指数，其基本要求是依靠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和数据。
就像较早前，尽管推出了总额为5300亿令吉的8项经济刺激配套，但却未能依靠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和数据，是最终未能遏制冠病并使经济摆脱当前衰退的关键因素。与之前的5年计划相比，未能依靠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和数据，是第十二大马计划引起争议的原因。首先，第十二大马计划表明，土著议程必须持续下去，因为“土著和华人之间的收入中位数差距正在扩大，与 1989 年相比，2019 年翻了四倍。”
其次，华裔土著家庭收入不平等不能准确地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正在扩大。第三，没有齐心协力帮助穷人，不论种族，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土著即原住民（Orang Asli），以及沙巴和砂拉越的大多数土著人口，他们比马来西亚半岛更穷。依据事实和数字或科学和
在1989见，华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1180令吉，而土著家庭则为680令吉，两者之间相差了500令吉。在2019年，华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7400令吉，而土著家庭为5400令吉，相差了2000令吉。学者李活安指出，虽然这种绝对差距增加了4倍，但实际上土著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显然是更快的：在1989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700%，而华裔家庭则为530%。两者差距也相应地缩小了。
在1989年起，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占华裔家庭的58%；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3%。虽然当局还需再做努力以缩小差距，但是声称只有绝对值的差距被扩大，而没有提到比例方面的扩大，在技术上是不诚实的。李活安还表示，只报告国家层面的数据，未有考量城乡差异，乃是不准确的做法。农村收入较低，随着将农村家庭列入计算中，使得全国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被拉低。非土著人口更为城市化；更有效的家庭收入比较应该是在城市土著和城市非土著之间。
2019年，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占华裔家庭的81%，这与我们混合城乡人口时获得的73%，其差距更小。土著对印裔的收入比率更高，并利于土著。城市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城市印裔家庭的102%。这意味着一半的城市土著家庭的收入低于6209令吉，而一半的印裔家庭收入低于6097令吉。此外，这之中并没有关于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和土著人口，与马来西亚半岛人口收入差距的详细数据，这在过去的大马计划中明显反映这一点。轶事证据表明了较贫穷的土著可能来自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因此，第12大马计划需要经济增长的好处和广泛优惠政策更着重于帮助穷困人家，不分种族（包括华裔和印裔）并将沙巴、砂拉越及原住民纳入其中。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4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为中小型企业提供 3 个月的利息减免，同时也为陷入困境的旅游业者减少 2% 的利息。财政部第二副部长哈菲兹慕沙较早前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案，以让借款人在暂缓还贷期间可以免付利息，目前它们仍在与金融机构进行谈判，
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涉及银行管理层之间的商业决定。无论如何，如今已经来到10月，请不要再有任何的延误，因为在 10 月就理应开始豁免3 个月的利息。2021 年 9 月 13 日，首相与四位希望联盟最高领导人在国会大厦签署的转型与稳定谅解备忘录（MOU），当中的关键要求之一，就是让国内收入在底层 50% 者于暂缓还贷期间得以免付利息，有关期限为三个月，即 2021 年第四季度的三个月。
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夫鲁已迅速采取行动，于9 月14 日指示银行机构致力于免除暂缓还贷者的利息支付。 冠病疫情和经济衰退的赢家，委实需要帮助那些失去工作和生意，以及努力寻找工作或生存的人。云云赢家之一就是银行业者。在那些苦苦求存的生意人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下，银行业的利润持续增长。
尽管经济不景气，但银行业在 2019 年依然录得 323 亿令吉的税后利润，以及2020 年超过 230 亿令吉的税后利润，并预计今年也会取得良好的表现。职是之故，银行业者应该学会分享，与他人一起共度难关。民主行动党曾建议，有关3 个月的利息豁免还应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后者在应对冠病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双重危机下，已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时任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旺朱乃迪在 2021 年 7 月 29 日表示，中小型企业于2020 年共遭受了 407 亿令吉的损失。若到了2021年 10 月，国内经济仍未全面开放，他们依然不获营业，那么，约有 58万家企业（占中小企业部门的 49%），面临倒闭的风险。现在已经来到十月，但我们的经济仍未完全重新开放。
政府必须意识到，近100万家中小型企业，占据国内所有商业机构的 98.5% ，在 2020 年雇用了 730 万名马来西亚人，为全国就业人口的 48%。基于经济的全面重新开放只有在明年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利息豁免还应涵盖中小型企业，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当中。自去年首次全面封锁以来，我国录得超过 5000 亿令吉的经济损失。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旅游业，2020 年惨亏1300 亿令吉，预计今年亏损会更大。即使政府没有考虑为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豁免利息，但应为他们降低至少 2% 的利息。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3日在槟城发表文告只有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才能赢得对抗冠病的战役！联邦政府和槟州政府联袂集中资源和人力，与170万槟城人合作抗疫，在缓和冠病之际，也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这种方式让槟城得以成为社会总动员途径的典范。
联邦政府较早前所实施的遏制冠病政策会失败，乃是因为部长和重要人物不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政策朝令夕改，以及在执法时普罗百姓和部长之间采取双重标注所致。没有什么比完全放弃前首相马希亚丁的四阶段国家恢复计划，更能凸显这种惨败的情况了，尽管每日感染人数并没有低于4000例，但我国还是能走出各个阶段。
马希亚丁无法集结在野党和人民共同抗疫、面对挑战，他必须为无法遵循社会总动员的方法来团结各方而承担责任，而现任首相依斯迈沙比里亦须负上部分责任。当卫生部长凯里同意我的建议，在2021年9月11日任命大山脚区国会议员沈志强为槟城的冠病协调员之际，槟城旋即引入了社会总动员的方法。
槟城此前创下了最高的冠病死亡记录，甚至人均每日病例数也是国内最高，而且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彼时加护病床和呼吸机的使用率超过100%，对冠病患者及其家人绝望的求助呼声亦没有任何回应。我们曾听闻许多关于冠病患者在没有得到所需治疗或加护病床的情况下就撒手离去的悲惨故事。医学专业人士表示，
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医疗设施，尤其是加护病床，以致无法及时为冠病患者提供治疗。槟城不仅成为冠病的红点，甚至陷入了无助与绝望的恐惧深渊。在沈志强被委任以及整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努力后，槟城在过去三周的抗疫工作取得进展。平均单日新增病例和死亡总数连续三周大幅减少。
槟城的单日新增病例从三周前的2021年9月11日的1865宗确诊，于2021年9月26日下降至三位数，计955宗，并在10月2日继续降至768宗。阳性率也从2021年9月11日的约20%，大幅改善到2021年9月29日的7.5%。我们现在更接近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5%比率。同样的，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也有所减少，
从2021年9月9日创新高的47宗，降至昨日2021年10月2日的18宗。对于加护病房床位使用率的参考看法也已不同于过往。未能为第5级病患提供加护病房病床，无异于是在判处对方死刑。在3周内新增的22张加护病房病床成功拯救了患者宝贵的性命，未来将再增加20张病床。当槟城的新冠确诊病例在7月下旬开始呈上升趋势时，
政府并未增加槟城的加护病房病床数量，可随着卫生部长凯里委任行动党大山脚区国会议员沈志强为槟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防疫协调员，以及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于9月11日委任槟州行政议员彭文宝领导槟州政府紧急行动小组后，在他们积极周旋之下成功增加了22张加护病房病床。槟城在过去三周采取了快速且有效的措施，
使情况获得改善，尤其是通过建立野战医院、设置更多新冠患者病床以及加护病房病床、调动更多医务人员和设备来应付增加的工作量、更多隔离设施和更快速回应人民的疑问，来提高我们的医疗系统服务量。我被告知未来几周还将再增加约20张加护病房病床。每一张加护病房病床的成本介于50万令吉至100万令吉之间，
并需要大量的医疗人力。虽然抗疫取得了进展，但槟城仍不是安全区。民主行动党促请联邦政府加速提供资源，加强我们的医疗系统，以便我们可以有效的实施侦查、筛检、追踪、隔离、支持加疫苗接种 （FTTIS+V)措施。联邦政府也应该要加速建立更多加护病房设施，包括槟城的儿科加护病房。虽然确诊病例正逐渐减少，但我们需从正在经历新一波新冠疫情的邻国处吸取教训。我们的医疗系统需处于待命状态，以便可迅速应对未来出现的病例增加情况。缓慢的反应将导致痛苦甚至死亡，而我们不能再一次经历这一切。
相较于马来西亚非土著，外国人是否更像是大马一家的一份子？第12大马计划将拨款4000亿令吉，相较于第11大马计划的2600亿令吉，增加了54%，使得联邦政府需在接下来5年内再借贷4000亿令吉。基于收入将会减少和开支需求增加的预测，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本地债务市场来获取这4000亿令吉或相当于每年800亿令吉发展开销所需的资金。
随着政府债务将增加4000亿令吉，有者担心第12大马计划将会被政治化，使得反对党在发展资金方面遭受拒绝和歧视。裙带资本主义的做法将进一步发生泄密和滥用权力事件，即在没有公开招标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将项目颁布于某方。反对党领袖安华在国会揭露，政府支付20亿令吉予外国顾问以完成第12大马计划报告一事，就是个让人震惊的例子。
槟城并未被列入首相在国会内所宣布的任何项目中，而首相也拒绝说明每个州属所获得的拨款数额，这与前5年大马计划的做法有异。当槟城所缴付的税款是全国第三高时，否认槟城的发展权利是不正确和不可被接受的做法。政府能否说明第12大马计划下有哪些槟城项目？相反的，当贫困和经济发展是个跨种族的课题并影响着每一名大马人时，
第12大马计划却继续玩弄种族课题。当首相谈到对土著的保护主义政策，却未提到非土著相比起外国所有权时，首相要如何让人民相信他所提出的大马一家精神的诚意和承诺，即旨在包容和团结所有马来西亚人？豁免持国际综合物流服务（IILS）执照的外国业者无需遵照51%土著持股规定，但却要求本地的IILS持有者放弃股份和控制权，
只会凸显出条例的歧视和不公程度。抑或是，相较于马来西亚非土著，外国人更被认可为什大马一家的一份子？首相依斯迈沙比里也宣布，土著股权或公司的买卖，只能限于土著集团、公司或个人。依斯迈指出，无论是要持有或出售土著公司， 将交由相关部门和机构作为行业监管者，实施监管工作。
这是否意味着大马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将拥有两类股份，即非土著和外商持股可不受限制的公开交易，而非土著股份只能在土著间进行交易？许多土著纷纷向我抱怨，指这将导致他们的股份要么因缺乏买家而无法出售，要么则只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有政治关联的土著朋党，从而导致政府本来要保护的土著却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
2019年的企业股权数据显示，土著股权为17.2%、非土著25%、外国人45.5%和12.3%的代持股东。如果土著股权要被圈定起来以“保护”土著股权，那么相较于外国人持股，政府却未能援引同样方法来保护大马人持有的股权，从而引发疑问，即为何政府没有兴趣保护“马来西亚人”股权。当外国人拥有上市公司最大份额的股权，
即达到45.5%时，政府难道不应该专注于增加马来西亚人拥有的股权率吗？这又再次引发同样的疑问，即相较于外国人，马来西亚非土著是否更像是大马一家的次要成员？政府理应不分种族或宗教，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人实施扶贫或增加收入政策。对于一个贫穷的华人或印度人，他们不应该有着不同于跟另一名贫穷马来人或原住民的政策。
每一名马来西亚人，不论其种族或宗教背景，都将会支持消除贫困的努力，而贫困对象多是来自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以及原住民。然而，为什么政府要隐瞒沙巴和砂拉越土著，和原住民如达雅族、伊班族、马莱诺族、卡达山族—杜顺族—穆律族和巴瑤族的贫困和收入水平呢？政府似乎是在担心，如果将马来人与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和原住民的数据区分开来，
人们就会发现相较于马来人，沙巴和砂拉越土著和原住民的收入水平更低，贫困率更高。这就是为何政府需要为沙巴和砂拉越土著和原住民制定一个明确而一致的计划，以帮助他们对抗贫困水平和提高收入水平。马来西亚人想要在教育、经济和就业方面拥有平等机会，以便他们可以充分发挥潜力，并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遗憾的是，第12大马计划未能为下一代创建更光明的未来，而这个国家依然受到新冠大流行和经济衰退的影响。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9月28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今日在国会证实，有关货运代理公司和持有国际综合物流服务（IILS）执照的本地公司需强行出售其股份，以将土著股权增加至51%的要求，并非制定于2018年。这也证明了马华、民政党和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正在撒谎，他们暗示是我在2018年至2020年初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时，实施这项条规。
相反的，我当时拒绝了对在1990年之前获得执照的货运代理公司，追溯增加51%土著股权的建议。强迫已经经营公司几十年的业者放弃对货运代理公司的控制，是不公平的做法。而且，只有本地的IILS执照持有者才需遵守这项条规，反观外国业者则不受约束，体现了政府的双重标准。此外，试图使条规具追溯效力，是违宪的做法。
此前，IILS执照并不必有任何土著持股。然而，本地的IILS却需放弃控制权，要有51%土著持股，反观外国业者则不受影响，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此外，在1976年之前注册的执照不必有土著持股，而在1976年至1990年之间注册的执照，则需有30%土著持股。至于1990年之后注册的执照，则需有51%土著持股。
现任政府，特别是马华、人联党和民政党，是否有勇气采取跟我一样的立场，即不应强迫在1990年之前成立的货运代理公司出售其股份和放弃控制权，以遵守51%土著持股的决定？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9月27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政府需调低旅游业和酒店业的银行贷款利率，这是因为有关行业遭受新冠大流行的不利影响，于2020年蒙受1300亿令吉的损失。大马统计局指出，我国旅游业于2020年的旅游收入为524亿令吉，相比2019年的1821亿令吉，下跌了71.2%。
我国迫切需要让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生存。虽然旅游业在2020年的表现并不佳，但该行业的旅游业总值加值（GVATI）为1994亿令吉，仍然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1%。可持续的旅游业对马来西亚经济的正常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政府可能不倾向于免除相关行业三个月的贷款利息，那么替代方法则是可将利率降低至少2%，尤其是针对有固定利率或现时利率翻倍的银行贷款。这将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财政负担，让他们得以生存下去，直到经济从无止境的全面或部分封锁中，重新获得全面开放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