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10月3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在制定第十二大马计划时，反对党未获参与提供意见或取得简报。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声称，反对党第一次受邀由大马经济策划单位（UPU）就第十二大马计划（12MP）进行简报和讨论，并且取得卓越的成果。这一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民主行动党严正表明，大马经济策划单位并没有与反对党就第十二大马计划举行任何简报或讨论。依斯迈沙比里要么不在状况，要么就是把反对党与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进行的2022 年国家预算案之磋商，和第十二大马计划搞混了。如果依斯迈沙比里想为他的内阁成员树立一个好榜样，就应该在说话前好好把事实弄清楚。
他曾要求他的部长在100天后提交关键绩效指标(KPI)，事实上他也应该跟着这样做。除了要求部长提交100天关键绩效指标报告以评估他们的表现外，依斯迈沙比里亦曾表示，他的政府也将通过幸福成果关键指数(KHO) 进行控管，这是一个识别和控管公众舆论的系统。所谓成功的关键绩效指标和幸福成果关键指数，其基本要求是依靠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和数据。
就像较早前，尽管推出了总额为5300亿令吉的8项经济刺激配套，但却未能依靠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和数据，是最终未能遏制冠病并使经济摆脱当前衰退的关键因素。与之前的5年计划相比，未能依靠事实和数字以及科学和数据，是第十二大马计划引起争议的原因。首先，第十二大马计划表明，土著议程必须持续下去，因为“土著和华人之间的收入中位数差距正在扩大，与 1989 年相比，2019 年翻了四倍。”
其次，华裔土著家庭收入不平等不能准确地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正在扩大。第三，没有齐心协力帮助穷人，不论种族，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土著即原住民（Orang Asli），以及沙巴和砂拉越的大多数土著人口，他们比马来西亚半岛更穷。依据事实和数字或科学和
在1989见，华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1180令吉，而土著家庭则为680令吉，两者之间相差了500令吉。在2019年，华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7400令吉，而土著家庭为5400令吉，相差了2000令吉。学者李活安指出，虽然这种绝对差距增加了4倍，但实际上土著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显然是更快的：在1989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700%，而华裔家庭则为530%。两者差距也相应地缩小了。
在1989年起，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占华裔家庭的58%；到了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3%。虽然当局还需再做努力以缩小差距，但是声称只有绝对值的差距被扩大，而没有提到比例方面的扩大，在技术上是不诚实的。李活安还表示，只报告国家层面的数据，未有考量城乡差异，乃是不准确的做法。农村收入较低，随着将农村家庭列入计算中，使得全国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被拉低。非土著人口更为城市化；更有效的家庭收入比较应该是在城市土著和城市非土著之间。
2019年，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占华裔家庭的81%，这与我们混合城乡人口时获得的73%，其差距更小。土著对印裔的收入比率更高，并利于土著。城市土著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城市印裔家庭的102%。这意味着一半的城市土著家庭的收入低于6209令吉，而一半的印裔家庭收入低于6097令吉。此外，这之中并没有关于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和土著人口，与马来西亚半岛人口收入差距的详细数据，这在过去的大马计划中明显反映这一点。轶事证据表明了较贫穷的土著可能来自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因此，第12大马计划需要经济增长的好处和广泛优惠政策更着重于帮助穷困人家，不分种族（包括华裔和印裔）并将沙巴、砂拉越及原住民纳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