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盟财长的经济前景预测与专家报告相互抵触，显示的仅仅是部长的无知，还是国盟政府对于现实状况的严重脱节？国盟政府信誓旦旦认为紧急状态无阻外资信心的言论，除了天真单纯，实在别无其它形容。

眼看马来西亚陷入民主停摆的紧急状态，我国在国际间的声名狼藉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国内经济的再度翻身增添难度。以上的抨击，并非出自我个人情感或意气用事。事实上，许多的经济专家以及金融机构早已针对我国目前情况，给出了全面且完整的剖析。

有别于部长们毫无根据的预言，以下整理出一些根据经济数据所做出的权威性分析报告，以现实层面去正视我国经济状况。一份通过BIMB证券在1月13日发表的研究显示，实施紧急状态的决定可能会对自由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破坏整体市场运作。

同一份报告中指出，紧急状态对投资者散发着负面信号，从而导致（我国）外资的流出及转移。研究报告中也提到，（政治的）过度干预将危及整个市场的稳定性，因为政府可能会扩大任何压制市场的新法规。

惠誉解决方案国家风险与行业研究隶属于同名评级机构，在一份这一份报告发表日期为1月12日的报告表明，缺乏议会监督很可能会导致因为在20季度第1季度的政变中上台的政府，本已薄弱的合法性进一步受到侵蚀。

事实证明，在投资者广泛认为，紧急状态为慕尤丁保住政权的政治手段。业务覆盖20个主要行业并监控200个全球市场的惠誉同时指出，若政府趁着此时（紧急状态）推动一些在国会无法通过的立法，那么评估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马来西亚领先的投资银行Kenanga在1月13日发布的经济观点中表示，紧急状态仅能短暂消除政治上的干扰，并且破坏外国投资者的情绪，最终导致投资决策的延迟。针对慕尤丁的少数支持政权，加上他曾发表紧急状态解除后边进行全国大选的言论，多数认真投资者将会为了避开政策上的动荡与改变而选择按兵不动。

在这个节骨眼，慕尤丁必须确保内阁与投资界与国内社会保持接轨点。毕竟投资减少直接导致就业下降。随即而来的人均收入降低以及购买能力下降便是直接导致经济瘫痪的主要因素。在我看来，慕尤丁此时应立即撤消紧急情况、寻求政治妥协或立即下台！

当务之急需要被拯救的是马来西亚人和马来西亚经济，而不是慕尤丁的个人政治议程。然而现实所见，国盟部长轮番为实施紧急状态的决定进行漂白，甚至将马币对美元上涨以及股票交易激增的市场现象为紧急状态后的正面指标。

事实上，活跃的货币、股票和债券交易资本市场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对我国有信心。甚至这一些可说是与我国的劳动阶级全无关系。我国劳动市场需要的是本土以及外来投资者所创造的实质就业机会。马来西亚普通百姓需要的是能够给予社会信心并且有能力于现在和未来照顾人民福祉的政府，而不是一群只会根据资本市场趋势来预测经济的部长和政治人物。李存孝。行动党社青团总团长。霹雳行动党州委。

明吉摩州议员周忠信2021年1月22日文告：周忠信呼吁依据基本传染数(infection rate)来决定行管令。1. 政府应该“依据国内基本传染数(infection rate)”来决定是否延长、延长多久行动管制令2.0。在昨天（1月21日）的记者会上，卫生总监诺希山指出，卫生部希望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后，可把国内基本传染数降至0.6或0.5。

而当天的的全国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是1.14；而砂拉越州的基本传染数则高达1.5，反而是唯一没有实施行管令的州属，这样的决策完全不科学。因此，政府应该公布他将行管令延长9天至2月4日的决策依据。国防部长表示这将统一和其它州属的行管令的结束日期；然而，这全然不是一个和传染病与科学性为依据的说法。

2. 抗疫战略必须是从“传染病(Epidemiology)和科学抗疫”的角度，才能有效控制和降低冠病传染，因此，政府应该公布病例是如何传染。政府宣布延长六州属行动管制令但是没有解释决策依据，已经引起更多的疑问，暴露了当局在疫情防控措施方面缺乏深思及良好规划。

如果延长行管令至2月4日能压低基本传染数降至0.6或0.5，以达到卫生部在控制疫情的专业要求，相信民众都会支持。因此，政府应该公布行管令2.0颁布至今所取得的成效，来证明我们可以在2月4号结束行管令。

3. 如果基本传染数不是实施行管令的指标的话，那当局更有责任公布其所依据“行管令的实施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和政治局势挂钩？而不是卫生部对疫情的专业评估。

4. 目前行管令延长至农历新年一周前，为了保障经济复苏，政府应该提前公布如果我们成功压低基本传染数降至0.6或0.5，则是否商家“可否营业、开放程度”；因为商家需要提前规划农历新年的商机。

我们要求当局尽早公布农历新年期间的疫情防控措施，避免老百姓及商家因为当局的决策失当而蒙受重大损失。当局的疫情防控决策反复、不一致，已造成市场信心大跌，前线人员身心俱疲，进一步影响疫情防控系统及其成效。当局必须遵循专业意见，“科学抗疫”和制定长远的疫情防控措施。

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与峇央峇鲁国会议员沈志勤于2021年1月22日，发表联合文告促国盟政府从实招来，是否也砸钱在《星报》刊登未注明付费的“新闻式广告”？2021年1月20日，除了《星洲日报》刊登一全版彩色，对“安心援助配套”（PERMAI）褒奖有加的报道，

《星报》也刊登了一全版彩色题为“全民认可2019冠病最新救济措施”（既安心援助配套）的报道。两篇报道的差别只在于，《星洲》有标示报道为“新闻资讯”，即付费的新闻式广告；而《星报》则完全没另做标记。

去年11月22日，《星洲》刊登了一全版标题为“2021预算案回响 国民：及时雨很好用”的报道；同样的，《星报》也刊登了两版题为“政府倡导的2021预算案获得赞许”的报道。无独有偶，《星洲》有标示报道为“新闻资讯”，显示是付费的新闻式广告；而《星报》则同样没另做标记。

去年12月，《星报》一共刊登3篇关于公积金局i-sinar提款计划的报道，分别是：12月4日- 公积金局在艰难时期带来了希望；12月5日- 公积金提款计划来得及时惠及民众；以及12月7日- 公积金提款计划将助民解困。

而《星洲》也分别于去年12月5日和12月7日刊登了两则有关i-sinar提款计划的付费新闻式广告，分别是：12月5日- 公积金i-Sinar 商贩：资金周转 及时雨落实有期 12月7日- i-Sinar 是雪中送炭 经济学家：自行判断应否提款去年12月15日，

《星洲》和《星报》再次刊登关于2021年预算案的报道；《星洲》访问了26名学者民众，传达了“带动内需刺激经济，盼财案顺利过关”的讯息；另一边厢，《星报》访问了11名大马人，非常一致的“对2021年预算案措施感到高兴”。

我们不知道国盟政府究竟还刊登了多少则付费的新闻式广告于各大媒体。但翻查过去两个月的新闻，信手拈来就看到《星洲》刊登了5篇付费的新闻式广告，而《星报》则有7篇可疑的新闻式广告。

我们不反对付费的新闻式广告。也清楚新闻式广告并不违法。然而，政府更应该利用这些广告来解释推广政策，或是传播重要的讯息，而不是自吹自擂或是感谢自己。国盟使用新闻式广告来自我加持，不仅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更是无耻之尤。

同时，我们固然了解媒体仰赖广告来维持经营，刊登政府的付费新闻式广告也不违法。唯媒体有责任将广告与新闻标示清楚，让读者知道自己正在阅读的，究竟是付费资讯，或是客观的新闻报道。无法做到这点，意味着有刻意误导群众和存心操控舆论之嫌，两者皆违反了媒体职业操守。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在吉隆坡发布的媒体文告：欢迎下周展开的公立和私立医院整合，作为迈向对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 “全政府”和“全社会”策略和方针的第一步！

我欢迎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宣布，卫生部将在下周展开公立和私立医院整合以治疗新冠肺炎的重症病患。这将是迈向对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全政府”和“全社会”策略和方针的第一步。这本来是我们在10个月就应该前采取的策略。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这一过程，以确保我们能够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脱颖而出，马来西亚必须扩大这一进程的范围和规模，使其包括私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政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中小企业、企业部门甚至投资者。

同时，立即召开特别国会以为对抗新冠肺炎提供战略和方法的平台。自11月以来，马来西亚对新冠肺炎的测试不足引起深切关切，因此必须立即解决。Code-Blue网站报告说，自11月6日以来的10周内，马来西亚新冠肺炎测试的阳性率已超过5％，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目标。

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测试阳性率（测试中的阳性百分比）自11月6日以来一直保持在5％以上，这是连续7天的平均水平。该值在今年1月1日达到顶峰，阳性率为9.1％。马来西亚的阳性率随后在1月18日降至6％。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阳性率低于5％，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尚未进行足够的检测以发现轻度或无症状的新冠肺炎病例，仅发现有症状或严重状况的人。

自11月以来，马来西亚的每日新增病例数量从11月6日至11月19日个的平均1,089个不断增加，直至2021年1月8日至1月21日期间的3,148个。尽管这些官方数字似乎很高，但测试不足意味着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实际病例数量可能更高。

新冠肺炎每日持续新增大量病例。昨天的新增病例为3,178个，使马来西亚以172,549个病例在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病例最高的国家中排名第59位，而马来西亚今天可能超越立陶宛名列第58位。此外，第二次的行动管制令延长至2月4日必须使内阁相信，如果马来西亚不要遭受新冠肺炎大灾难，新冠肺炎疫情必定是其首要关注事项。

同样重要的是保持公众对“全政府”和“全社会”策略与方针的信任和信心，不应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来实施任何滥权、欺诈、腐败或对马来西亚各种族、宗教或地区的任何歧视行为。例如，吉打州政府决定取消下周的大宝森节假期。这是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自己的决定，还是吉打州行政议会的决定？

如果这是吉打州务大臣自己的决定，那吉打州行政议会应撤回此决定。如果是吉打州行政议会的决定，那吉打州联盟政府中的其他政党，即土团党和巫统，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做出这个不敏感和歧视的决定。这些政党的总部是否将指示它们占吉打州行政议会多数的行政议员，撤销该决定？

同样的，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必须体现他不会对国际受众说一套，然后对国内政策采取另一套的行动。他呼吁东盟对仇恨言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包括针对性别和性取向的言论，而这些必须从他自己的政府开始。

首先，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阿末玛祖克曾声明，政府将考虑修正1965年的回教法院（刑事管辖权）或355条文。首相必须宣布此声明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也在新冠疫情期间违反了政府考量的优先事项。

此外，他也应树立良好治理的典范，取消耗费3,543万令吉的拨款，在他的巴莪国会选区兴建3个民众会堂。巴莪现有的民众会堂并未获得充分利用，他应该用这笔钱协助减轻人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负担。

民主行动党彭亨州秘书暨美律区州议员李政贤于2021年1月21日所发表文告：民主行动党彭亨州美律区州议员李政贤抨击吉打州国盟政府以行动管制令为由，取消今年大宝森节特假，是伤害州内兴都徒的做法，也显示国盟政府对他者宗教感受欠缺敏感。

吉打州务大臣莫哈末沙努西于1月20日宣布，由于没有庆典活动，因此取消在州内的大宝森节特假。他也表示，大宝森节并非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公假。李政贤表示，就算行管令期间庆典活动已被取消，州政府也应该保留大宝森节特假，以示对兴都徒的尊重。

他担忧，由伊斯兰党掌握州务大臣的吉打州日趋走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时还影响其他州属效仿之。他反问吉打州务大臣，倘若行管令会延长，进而波及农历新年庆典，请问他是否也要进言中央政府，取消今年农历新年的公假？

由此可见，予以各族和各信徒的假日，已经是我国各文化间互相尊重的传统，绝非当日能否办庆典与否的决定。李政贤更呼吁朝野议员应该集体要求中央政府将大宝森节宪报为公假，肯定兴都徒在我国的地位，也杜绝宗教保守政客再向大宝森节开刀的机会。

（布城22日讯）截至今日中午12时，我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报有3631宗，而死亡病例则有18宗，为单日死亡病例最多的一次。卫生总监丹斯里诺希山今日发表文告指出，这3631宗新增确诊病例中，有6宗为境外输入病例。

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病例高达17万6180宗。他指出，雪兰莪是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州属，计有782宗（21.5%）其中有574宗（73.4%）来自现有感染群和密切接触者。其次则是柔佛466宗，占总数的12.8%，而沙巴则以453宗位居第三，占总数的12.5%。

他说，所有州属和联邦直辖区今日都出现新增确诊病例，包括吉隆坡435宗、砂拉越229宗、槟城202宗、森美兰197宗、登嘉楼178宗、吉打166宗、吉兰丹161宗、霹雳138宗、马六甲82宗、彭亨61宗、布城39宗、纳闽29宗和玻璃市13宗。

此外，有89宗确诊病例（2.5%）与监狱和扣留所有关，涉及希望路监狱感染群（51宗）、朦加巴围墙感染群（15宗）、那那围墙感染群（12宗）、威省监狱感染群（5宗）、令金围墙感染群（4宗）和哥慕斯围墙感染群（2宗）。我国今天有2554宗康复出院的病例，累计康复出院病例达13万2706宗，或等于总病例的75.3%。

他说，目前国内活跃病例为4万2814宗，有251人在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其中102人需要辅助器辅助呼吸。根据卫生部危机及应对准备中心通报，我国今日有18宗死亡病例，打破之前16宗死亡病例的最高纪录，目前累计死亡病例660宗，占总数的0.37%。

他指出，18宗死亡病例中，包括雪兰莪9宗、沙巴3宗、吉隆坡2宗、砂拉越1宗，槟城和柔佛各1宗。而其中17宗死亡病例都是大马人，年龄介于32岁至93岁，只有1宗是外籍人士。

（吉隆坡22日讯）政府于2015年实施的消费税（GST）证明可征收到更多税收，目前在冠病疫情侵袭下，政府有必要筹措更多收入，以及避免国债进一步高筑，市场传言，目前政府已成立专案小组研究重新推行消费税可能性，消费税2.0是否会卷土重来？

“政府应考量更好地实施GST”。MIDF研究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冠病疫情给私人消费带来压力。最新数据显示，私人消费在2020年第三季按年下降2.1%，2020年第二季是萎缩18.5%。预计今年私人消费将逐步恢复至正数，今年重新引入消费税或许不是最好的决定，因为可能影响私人消费复苏。

“在全面考量消费税与其他税制相比的所有可能优势，由于消费税将有利于政府、企业和人民，政府或许可以重新评估并思考如何更好地实施消费税。”该行认为，和人民沟通此决策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显著牵涉到人民。政府应该作更多厘清和说明该政策在短期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政府缓解这些影响的策略等。

“过去一直存在的消费税报销退款措施，必须得到有效管理，因为任何延误都不利于企业现金流及影响营业成本，并可在成本收益分析之后进行一些调整，例如征税率起点或税率等关键问题。”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产生暂时不利影响。

当消费税在2015年4月首次实施时，私人消费在2015年第二和第三季的增长连续两个季度下降，分别按年增长6.6%和4.2%。尽管如此，消费税影响只是一次性的，一旦消费者适应之后，国内需求就会恢复稳定。在东盟国家中，有7个已经实施消费税制度。而消费税在全球广泛使用，成为各国政府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大马、缅甸和汶莱是东盟中没有实行消费税的国家。大马作为产油国之一，一直享受石油收入，并且是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包括向油公司征收石油税和石油特许经权费用。惟2014至2015年的原油价格急剧下跌后，较低的石油收入使大马政府收入剧跌，至2016年时急降至84亿令吉（仅占总收入5.7%）。

2015至2017年。共得1125亿消费税。大马于2015年4月1日实施消费税，政府在2015年征收270亿令吉的消费税。超过当年石油收入大减154亿令吉的缺口（即2015年石油收入为116亿令吉、2014年为270亿令吉）。

当年，政府实施消费税可说是非常及时，随着2016年消费税征收额进一步上升至412亿令吉，足以消除石油收入持续下降31亿令吉的窘境。2016和2017年2年里，政府总共累计征收855亿令吉的消费税。同期间，来自石油相关收入累计总收入仅109亿令吉。

2018年废除消费税之前，石油相关收入在2015至2017年间成为政府主要税收来源。若不包括2015年（仅征收3个季度的消费税），每年征收的消费税，在2016至2017年平均每年为政府贡献427亿令吉收入，或接近年收入的20%。相比之下，销售服务税（SST）在2005至2014年所征收比例较小，即平均每年仅占政府平均收入7.6%。

由于2008-2009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大马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扩大至国内生产总值的6.9%。全球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随后平均下降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特别是在2010-2013年。然而2014-2015年的石油价格下跌及石油收入走低，导致2015年的财政赤字重新升至7.6%。

若不包括2015年的消费税，政府的财政赤字则可能扩大至国内生产总值的9.9%。消费税有助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使2017年财政赤字降至2.9%，创下7年最低。当消费税于2018年被废除时，财政赤字在这一年再次上升至3.7%。

即使在2015-2018年的3至4年经验显示，来自消费税收入增加，改善政府财政状况，显著减少赤字并抵销石油相关税收的下降。消费税课题再度被提起，是由于冠病疫情引发危机，市场质疑政府现有税务政策在无需增加额外国债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克服经济衰退。去年石油价格暴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导致政府总收入减少。

（吉隆坡22日讯）再有基层领袖呼吁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辞职！巫统巴耶勿刹区部主席阿末达祖丁直言，马来人如今已对巫统失去信心，因此阿末扎希应该辞去主席一职。阿末达祖丁今日发表文告说，巫统如今没有坚定的行动，也没有清楚的斗争方向，已经让360万名巫统党员失去斗争的动力。

“巫统最高理事会及国会议员毫无方向，已经导致巫统失去马来人的信任，这也是巫统应对第15届大选所需要的。 ”他说，部分巫统领袖面对行为不当的指控，也成为了巫统重新崛起的沉重负担。“巫统基层也不认同支持那些曾遭到巫统最高理事开除的领袖，这点从巫统各区部坚决反对与土团党合作中看出。”

有鉴于此，阿末达祖丁呼吁，为了马来民族、巫统、360万名党员忠诚及毅力，阿末扎希需要立即辞去主席一职。阿末扎希目前正面对多名基层施压辞职的压力。早前，笨珍及芙蓉巫青都纷纷开声要求阿末扎希辞去主席一职，并批评巫统在阿末扎希带领下已失去斗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