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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9月14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联邦政府与希盟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进行重大制度改革，以及通过450亿令吉的经济复苏计划和新的国家冠病重置计划来挽救生命和生计。联邦政府与希盟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进行重大制度改革，以及通过450亿令吉的经济复苏计划和新的国家冠病重置计划来挽救生命和生计。

这项450亿令吉的经济复苏计划所做的努力，可说是前所未有，为我国至少50%人口提供银行暂缓还贷免息三个月。在参加了于国会大厦举行的签署仪式后，我与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会面，希望他也能考虑中小型企业的需要。我国在2021年9月13日新增413宗死亡病例，是疫情以来第二高纪录，累计死亡病例2万1124宗。

我国迫切需要一种新方式来应对不断增加的死亡和即将破200万宗的感染病例。我们需要执行备忘录中制定的国家冠病重置计划，加速疫苗接种率以达到群体免疫，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实施大规模的侦查、筛检、追踪、隔离、支持加疫苗接种 （FTTIS+V)，并确保我国医院和卫生服务配备足够的加护病房床位、药品和设施来照顾病患。

医院应该获得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提高公立医院内冠病患者的生存率，使生存率达到或接近私立医院的水平。只有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我们才能从遏制冠病政策转向缓解和与冠病共存政策，使经济可全面重新开放。这正是为何450亿令吉的经济复苏计划附有银行暂缓还贷免息的措施，以减缓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结业的速度，

并帮助失去收入或工作的员工。最重大的制度改革是提呈反跳槽法，以阻止国会议员为了私人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或买卖交易。此外，投票年龄将降至18岁，并实施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国会改革将让国会议员们可发挥其监督和制衡政府的应有作用。这些改革也促使国会可重申其在联邦宪法中的至高地位、主权和神圣性，独立且不受行政干预。备忘录中明确列明实施这些改革的时间表。

希望在挽救生命和生计之余，这也将有助于保护我国年轻人和他们的未来。这些崇高目标能否被实现，乃取决于其执行方式，并由政府和在野党各5名代表所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进行监督。虽然双方已就备忘录达成共识，但执行才是最难的部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人们对于政府诚意的质疑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我国应该要暂停无休止的政治数字游戏、政治交易和收买国会议员的行动。这些行动只有利于追求权力和职位的不诚实政客，从而牺牲了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这重大国家危机的机会。民主行动党意识到，在当前政治气候下签署这份备忘录并不甚理想，尤其是我们的政治对手并没有政治改革的历史和决心。

然而，希盟和行动党员愿意尝试迫使他们执行这些改革，同时利用他们害怕再因其零散政府会因另一次内部政变而失去权力的心理，要求他们根据我们所制定的计划来挽救生命和生计。这正是希盟和行动党拒绝加入政府和拒绝职位献议的原因。我们选择继续成为在野党，不仅要发挥我们的制衡作用，同时为人民提供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即一个以原则、理想和理念为指导的人民政府。

如果国会议长阿兹哈没有严正看待公账会成员在8月2日在出席公账会的路途上遭到警方阻扰的事件，今天国会通过指示总警长确保国会议员履行职务通畅无阻的议案，将会沦落为只是形式上的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今天一大清早，在野党议员火力全开，针对802国会议员被挡在国会外的事件，向议长和内政部长提出质问。

在802当天，我本身、黄书琪（居銮国会议员）、阿末（吧吧国会议员）、鲁卡里斯曼（斯不迪国会议员）等公账会成员在出席公账会的路途上，都遭到不同层次的阻扰。我本身在警方路障出示由国会秘书发出的议会通知公函，要求通过路障，但是警方却恫言如果我在2分钟内没有离开，就会进行逮捕，这是对于国会独立性的一项侮辱。

我对于议长为什么没有给予公账会成员执行职务上应当的保护，感到极度地质疑。这样的情况下去，我们在未来又可以能够在自由、没有阻碍和恐吓的情况下，履行职务？议长阿兹哈应该更加果敢，保护国会议员履行职务时应有的权益，而不是一味跟着当权政府的脚步走，任由执法单位对付国会议员、典当国会应有的威严。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在吉隆坡所发布的媒体文告：希望联盟已经和第9任首相依斯迈沙比里签署转型及政治稳定备忘录。且让我们合作结束世界上最漫长的新冠肺炎疫情，它已经在马来西亚导致200万宗新冠肺炎病例和大约2万2000宗新冠肺炎死亡宗数；而不是将接下来的10至18个月浪费在政治权斗、尔虞我诈中，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任何一名新的第10任首相都不会是安华。

还有两天，我们就会在2021年9月16日欢庆马来西亚日第58周年纪念。在2020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第57周年纪念当天，我们的新冠肺炎累计病例只有1万31宗、累计死亡宗数有128宗。然而，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的新冠肺炎病例却增长超过200倍，达到200万宗，而新冠肺炎死亡宗数也增长接近170倍，达到大约2万2000宗。

我们可不想要这样子的递增式增长再持续12个月，否则我们就会看到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病例会比马来西亚的人口还要多，而新冠肺炎死亡宗数将会在2022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第59周年纪念突破300万宗。这场瘟疫对生命和生计，以及国家经济所造成的摧残必须终止，这样马来西亚才能踏上经济、社会和国民复苏的道路。

当来到2022年9月16日的下个马来西亚日的时候，马来西亚理应正在复苏和正常化的道路上。倘若来自各个族群、宗教、区域或政治立场的马来西亚人民都能放下他们的分歧，众志成城团结遏止新冠肺炎瘟疫，那么我们还会有成功的机会。但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容让我们的分歧凌驾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上，那么我们就会无可逆转地衰落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马来西亚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们不想要成为一个贼狼当道国家或恶棍当道国家。我们乃要成为一个世界级伟大国家，或正如马来西亚之父东姑阿都拉曼60载前所说的，成为“饱经忧患世界的一盏明灯”。但假如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新冠肺炎抗疫战，不能摆脱自去年9月就开始的这场堪称为世界上最漫长的新冠肺炎疫情（它已经在过去12个月中导致超过200万宗新冠肺炎病例和大约2万2000宗新冠肺炎死亡宗数），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饱经忧患世界的一盏明灯”！现在就是马来西亚人向世界证明马来西亚可以表现得更好的时候。

希盟与政府于9月13日下午5点签署双方跨党派合作的 “政治转型与稳定备忘录” ，是人民和希盟的胜利，也是历史的新篇章。签署备忘录创造崭新的政治气候，也是历史性的一刻。签署备忘录是为了政治稳定，朝野政治停火，携手专注经济及抗疫工作。在这疫情的泥沼中，朝野抛开歧见打开了新的政治格局，

是为了拯救人民的生计和加速恢复经济，以让大家可以尽早回到日常生活。签署跨党派合作备忘录不代表希盟加入政府，签署后希盟还是在野党，并不是政府的一员；希盟依然可以扮演监督和批判的角色，在必要时投票反对法案以及预算案。朝野双方也同意向公众公开这份备忘录的内容，作为完全透明和问责的承诺。

签署合作备忘录可具体的落实体制改革，通过政府行政管理的转型和改革举措，这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这一次所签署的备忘录比由慕尤丁提出的7项改革献议配套更加具体、更多细节以及涵盖更多层面的体制改革。此外，沙比里与希盟签署跨党派合作备忘录，得到希盟的支持，可以化解党内外政敌的逼宫和牵制，而人民也不需接受巫统的“法庭派” 的回锅。

【备忘录六大面向】改革议程是当务之急，也符合现在的局势，朝野签署协议的改革成果将会是人民和希盟的胜利！根据文告，所签署的备忘录包含六大面向：加强2019冠病抗疫计划、行政改革、国会改革、司法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成立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了国家复苏理事会50%来自公私领域的专家以外，25%的成员来自政府，

25%来自在野党、提呈国会增加450亿令吉的抗疫基金，即是从650亿令吉拨款上限提升至1100亿令吉、增加拨款加强和加快病例筛检、强化发现丶检测丶追踪丶隔离丶支持-接种疫苗（FTTIS+V）、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国会提呈反跳槽法、确保选举委员会加速实施18岁投票和自动登记机制、提呈宪法修正首相任期限制10年等等。

参与备忘录签订仪式的领袖包括：首相沙比里、国会上议院主席莱士雅丁、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国会反对党领袖、希盟主席兼公正党主席安华、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民统党（Upko）主席马迪奥斯。

政府的最新决定，即不为新冠肺炎确诊病患的无症状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乃是试图操纵及人为压制确诊病例数字之举。这样的决定是危险的，尤其目前12岁以下的孩童都没有接种疫苗，而大多数12至17岁的少年还在等待接种疫苗。尽管政府将把新冠肺炎从大流行病（pandemic）调为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检测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以便人民能够加强防范措施。砂拉越政府似乎还为近期的新冠肺炎死亡几率偏低感到沾沾自喜。这种态度是最要不得的，因为一个生命都不应该失去。虽然死亡几率偏低，但我们目前的死亡病例还是比爆发疫情的第一年来得更高许多。目前，新冠肺炎的战役还未结束，尤其我们的孩子仍然面对着感染风险，而完成接种疫苗者的防护效力也会随着时间的过去逐渐降低，最快是6个月。

我们也认同需要开放经济，但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减低感染、患病和死亡风险。而减少检测并不是正确的做法。要开放经济，政府必须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工作，并采取更有效的检测、追踪和隔离策略。目前，检测报告需要3至5天才会出炉，这为免过于缓慢，也难以接受。这些接受检测的人士，在获取检测报告那3到5天之前，

可能已经感染了更多人。这是砂政府的一大失败。 在疫情大流行18个月后，砂政府依然无法准备好提供快速检测结果的设施。这不是技术不足的问题，而是砂政府缺乏决心及无能。另一项需要改进的措施就是那些有与确诊病患密切接触但没有进行检测的人士需要领取“隔离手环”的措施。他们必须在手环领取处排队等候长达数小时才能拿到手环。

这无形中让他们暴露在不必要的感染风险中，因为这些在那里等待和排队的人士可能并没有被感染，不过是高风险者。政府应该善用MySejahtera 应用程序给予虚拟隔离手环，以MySejahtera的电脑程序，禁止那些必须进行居家隔离者外出。总之，开放经济和将大流行病调为地方性流行病的政策需要一套有效的测试、追踪和隔离策略，还有为成年人接种第三针加强剂以及提高青少年的疫苗接种率。砂政府越早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措施，我们就能越快开放经济。可以肯定的是，操纵和压制确诊病例数字并不是开放经济的正确做法。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在国会发布的媒体文告：在野党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供应和改革”备忘录是历史性突破，也是所有马来西亚人能否团结起来面对生存威胁并扭转败局，并赢得长达21个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战争的关键考验。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存威胁面前，所有分歧都将被搁置。疫情在马来西亚导致的人命损失，相当于7起的“911 悲剧”。过去21个月中，马来西亚约有21,000人死于新冠肺炎。我们必须在10～18 个月后的下一次全国大选之前搁置所有分歧，以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地在持续了21个月的新冠肺炎疫情战争中反败为胜。

我们必须给马来西亚人民希望和信心，看见马来西亚人民可以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克服分歧，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反败为胜，并重新设置体制和国会结构，让马来西亚再次成为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然而，有双方都不应逾越的界线。认为“信任、供应和改革”备忘录意味着马来西亚在野党消亡的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员不了解历史。

历史上充满了需要团结来面对致命敌人的例子，无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侵略者，或者是丘吉尔和艾德礼组成联合政府对抗希特勒的德国纳粹，都是例子。丘吉尔曾谴责艾德礼的工党奉行社会主义，可当英国面临致命危险时，丘吉尔和艾德礼不仅组成了战时联合政府，还与苏联的斯大林结成了对抗希特勒的统一战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丘吉尔的国葬礼上，他的战时副首相艾德礼是其中一位护柩者。尽管身体欠佳，艾德礼仍坚持为他送葬。在1940年的黑暗时刻，这两人联手组成了跨党派联盟，将他们的国家从纳粹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当希特勒下台后，两人在选举中争夺战后英国的统治权。两位领袖之间的5年战时伙伴关系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长达10年的和平竞争！

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在野党还没有与执政党组成联盟或联合政府。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达成政府与在野党之间的“信任、供应和改革”协议备忘录，以便达到两个目的：首先，在接下来的10至18个月里，直到第15届全国大选之前，要优先考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无形战争。新冠肺炎疫情对马来西亚构成了生存威胁，因为在过去21个月里，它已经累积了200万宗病例，导致约21,000人死亡；以及

第二，重启体制和国会改革，以便我国能够着手进行经济、社会和国家复苏，以挽救生命和生计。我们与执政党之间仍然有着重大的分歧。其中包括对于宪制民主和国家原则、法治、善治、反腐败和滥用权力、尊重人权和言论与表达自由，还有国内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教育、让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以及如何在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宗教、地区和文化下，促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

可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存威胁之际，我们的分歧可以、也必须暂缓。我们必须不计种族、宗教、地区或政治立场，优先考虑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共性。我们要优先赢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以确保所有马来西亚人民享有安全的未来。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9月13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伊斯兰党籍的首相署部长（宗教事务）伊德里斯阿末言之凿凿保证，颁布控制非穆斯林传教的法案，不会影响联邦宪法中规定的非穆斯林之宗教自由，这说法显然是欠缺可信度和可靠性的。事缘伊党过去的所作所为大家历历在目，

他们不尊重甚至是公然敌对非穆斯林社区，其领导人想要限制非穆斯林的宪法权利，或减少非穆斯林在日常生活或政府中的参与度，这绝不仅仅是在宗教上的问题而已。伊德里斯进一步澄清说，相关法令仅适用于伊斯兰信徒而不适用于其他宗教，但这并未反映在拟议颁布的法案标题中，已然是对非穆斯林的冒犯。

如果尊重非穆斯林的自由，并且该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伊斯兰教徒，那么，该法案的名称就不应称为《控制非穆斯林传教法案》。即便有关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联邦直辖区，许多马来西亚人也无法接受。许多穆斯林亦拒绝了伊党的提议，该提议似乎限制了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宪法权利。马来西亚与沙巴、

砂拉越，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我们多元化的社区生活沐浴在和谐与和平之中。然而，这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能被伊斯兰党的部长使用这危险的政策来将大家推向高风险的境地，这将威胁到国民的团结和宗教之和谐。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应该予以澄清，这并不是他的政府的意图。依斯迈甚至应明确和毫不含糊地拒绝伊斯兰党的提议，这是源于伊斯兰党的极端主义和宗派政治，它和“马来西亚一家”的愿景是背道而驰的，也给国人带来了威胁。

社青团全国署理团长暨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于2021年9月12日（星期日）关于“彭亨州监察员委员会（JONP）”的新闻文告：针对彭亨州政府日前宣布成立的彭亨州监察员委员会（Jawatankuasa Ombudsman Negeri Pahang，JONP），金马仑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表示，该委员会成员清一色都是“自己人”，并没有纳入在野党议员，

无法彰显监察所需的3大基本原则，即独立、公正及可信，不过是左手查右手的公关伎俩，可能又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官官相护。根据官方宣布，彭亨州监察委员会由彭州行政议员莫哈末索菲出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州政府秘书、州法律顾问、州国家总稽查司主席、州反贪会主席、州政府秘书署团结部主任及州政府秘书署内部稽查部主任，

主要责任是审查那些无法在部门和机构层面解决，涉及彭州公务员的不当行为如贪污、滥用职权、渎职、违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投诉。“其实我们已经成立很多执法机构来监察公共服务的不当行为，例如警方、反贪会、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公共投诉局 (BPA)、 国家施政、廉政及反贪中心（GIACC）等，

为什么政府内部的诚信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原因很简单，缺乏来自体制外的有效制衡和监督，进而让民众对这些纠察机构也失去信心。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都是同一班执法单位负责人，根本就是左手查右手的门面功夫，不会让人有太大期望。”张玉刚敦促彭亨州政府能够效仿首相沙比礼的改革议程，改革和赋权州议会，让体制的监察功能回归议会，对此，他提出三项州议会的改革建议：

第一，承认州议会反对党领袖的法定地位，并且让在野党州议员参与地方政府的行动委员会（JKTD）和天灾管理行动中心（PKOB）；第二，让在野党州议员出任公账会主席，确保在野党议员拥有更多资源以行使监察工作；第三，彭亨州监察员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监察性质的委员会应向州议会问责交待，而不是州行政议会，并且让在野党议员参与委员会。

鉴于目前砂拉越确诊病例暴增，古晋市国会议员俞利文促请卫生部和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必须加紧并加速我国目前对青少年的疫苗接种，确保他们更快的获得保护。俞利文说，当涉及到为孩子接种疫苗时，政府必须加速达致大幅接种行动（Ops Surge Capacity）目标，尤其当前的病例激增将会影响到少年群体，可能导致下一波Delta疫情或引发在那些尚未接种疫苗的孩子身上。

他补充，尽管砂拉越的成人疫苗接种率很高，但仅占砂总人口约64%。虽然砂拉越确诊病例的重症和住院率不高，不过随着Delta变种病毒传染率高，这无疑对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群体，包括孩童和青少年更是容易受到变种病毒的破坏性影响。俞利文指出，砂拉越作为全国首个为青少年施打疫苗的地区，加上Delta病毒在砂拉越肆虐，政府除了要不断向砂拉越运送大量疫苗，也需要在各地不同学校增设疫苗接种中心，分散青少年人流。

他强调，为了给予家长方便和避免疫苗接种中心人潮拥堵，政府应尽可能在更多的学校开设疫苗接种中心，让孩子可以在自己就读的学校接种疫苗，此举也方便根据学校记录追踪接种疫苗的学生，包括辍学的学生。俞利文表示，考量到学校复课在即，若当局能赶在九月杪为所有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很快就可以达到总人口覆盖率的83.4%，随后进一步计划为12岁以下儿童接种疫苗。

他解释，我国可以从挪威、英国等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汲取经验，尤其在该国的学校重新开学后，当地儿童确诊病例也随之增加。因此，俞利文吁请卫生部和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在砂拉越的抗疫计划和策略上必须保持透明，特别是当前确诊病例节节攀升之际大谈“与病毒共存”有些言之过早，难以说服大大众及灌输他们信心。

过去几周，砂拉越的确诊病例乃暴增300%或增加了3倍，即从8月12至18日的7423宗，增加到9月2至8日的2万1940宗。同时，过去几天骤增的病例也将进一步增加本周的累计数字。与此同时，砂拉越的冠病死亡人数也在同时间剧增了200%，即从20名死亡人数增至60人。值得关注的是，砂拉越在9月5至6日的27名死亡人数，其中50%以上是已经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俞利文也劝诫砂灾难管理委员会和卫生部切勿在还没有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措施的前提下，将砂拉越步入全面的地方性流行病，即与冠病病毒共存的策略。

这包括对加强公共卫生能力的重大投资，持续实施“查找-测试-追踪-隔离-支持（FTTIS）”策略，通过制定全面的国家筛检计划，包括在职场、工厂、学校、以及所有社交活动进行频繁筛检，而非只有对出现症状者进行检测。更重要是，政府必需有明确的疫苗追加剂政策，特别是针对前线人员和高风险群体，尤其考量到疫苗的效力会随着时间而减弱，此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国家。

在砂拉越，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口分别是中国科兴大约77.7%，其次是辉瑞18.7%，紧接阿斯利康2.4%。相较与同属接种率高的纳闽，在此之前纳闽是人均Delta确诊率最高的地区，如今确诊者相对已经康复。根据提供的数据，当地约89%接种人口主要是辉瑞疫苗。

根据泰国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第二剂疫苗接种的6个月后，科兴对Delta的有效力下降至48.3%。此外，在英国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则显示，辉瑞的保护率在次剂的5至6个月后下降至74%，阿斯利康则在4至5个月后下降到67%。鉴此，俞利文希望政府在完全步入地方性流行病策略阶段之前，必须确保所有抗疫步骤都要到位。如果政府在没有做好准备下仓促实施，不排除将引发新一波疫情爆发，特别是危及那些高风险和尚未接种疫苗的群体包括儿童，也使到医院甚至加护病房容量不堪负重而崩溃。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峇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于2021年9月12日在吉隆坡发表文告。随着冠病感染和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造成了无数生命和生计的损失。另外，当前令马来西亚普罗百姓深感绝望的经济状况，也都是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在进行体制改革时必须思考的关键因素。

2021年9月11日，我们再次创下死亡新高，一天之内竟有592人死亡，让冠病死亡人数累计到悲催的2万419人，确诊人数则接近200万大关，计195万5881例确诊。如今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刻。我国的经济状况没有获得改善，反而恶化了，一家又一家的企业面临倒闭潮，尤其是中小企业，工人失去收入或工作，

更甚的是还有人得面对家庭的破裂。在如此严峻的国家危机下，迫切需要为公共利益找到共同点，以赢得抗疫和经济衰退的战斗，挽救生命和生计。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为何，冠病都一视同仁，带给每个马来西亚人同等沉重的打击。 希盟和民主行动党无法对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一名怀孕的马来妇女怀着她的第五个孩子死于冠病，

让她四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失去了母亲；一个贫困的华裔家庭努力让他们唯一的孩子从大学毕业，结果，这名22岁的华裔男孩却被冠病带走了；或一名健康的34岁印裔专业人士，他因氧气水平下降而无法呼吸，却无法及时找到床位，因为加护病房的床位使用率超过100%了，最后骤然死亡。我们需优先考虑人民所受的苦难。

尽管对依斯迈会否兑现改革承诺持怀疑态度，但他的改革建议应被予以考虑，前提是有关改革有着既定的执行时间表，且附有经济和公共医疗系统的改革。这包括了450亿令吉的经济复苏计划，以及在银行暂缓还贷期间免除利息，或是减少死亡和感染的国家冠病重置计划。我们需采取全社会方式来进行政治、经济和公共医疗系统改革，让民间社会团结一致，赢得对抗冠病的战役并拯救陷于困境的经济。摒弃政治利益，采取跨党派合作模式并非易事。但我们应大胆做出尝试，不仅是为了拯救年轻一代，还包括拯救他们的未来。